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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场演出时长约为210分钟，请合理规划您的行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在京首次公演。当天，观众收到了来自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温馨提示——这一时长几乎刷新了华语音乐剧的新纪录。
原作小说约50万字，改编成电视剧则长达48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要在不改变主旨的前提下，在三个半小时内讲述清楚已属不易。音乐剧主创团队需要在尊重原著、确保观赏性以及控制剧目时长之间找到平衡。
从烧脑推理到情感共鸣
《长安十二时辰》作为一部创新性的新本格推理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紧凑的时间线、复杂的线索网，空间转换精密至GPS导航级别；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悬疑故事经得起推敲，从望楼传信、多线并进的探案结构，到角色间的智力博弈，逻辑推理与解谜过程为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思考乐趣。这使得出道多年的马伯庸凭借此书奠定了其在文坛的地位。
故事发生在唐天宝三年正月十五，喜迎上元节的百万长安居民并不知晓，这座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城市正面临巨大危机。拯救它和他们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一个年轻的靖安司监和一个身世离奇的死囚身上，但他们只有短短的十二个时辰来完成任务……
将这部巨著浓缩为210分钟的舞台表演，完整保留推理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原著推理的魅力在于环环相扣，仅保留部分情节难以成立。音乐剧主创团队选择弱化解谜逻辑，通过音乐与舞蹈强化角色动机与情感共鸣——张小敬与李泌的重唱《抉》揭示了角色的责任感，张小敬的第一首角色歌《守护》点明了全剧的主题：“我想守护的是这样的长安”，大反派龙波的《蚍蜉之歌》表达了内心世界，这些都关注现象背后的行为、行为背后的动机及动机背后的人性。
尽管原著情节难以拆分，但关键情节若处理不当，即使是原著党也会感到困惑，更不用说新观众了。例如，张小敬假装投奔龙波以获取信任的情节，在剧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本剧反复使用的投屏手段，完全可以用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剧情达到高潮，曾抱有朴素情感保家卫国又一心复仇的龙波，同样抱着朴素情感为生死战友张小敬挡下了箭雨，含笑倒下。音乐剧的叙事至此告一段落，原著中更为深层的幕后主使和敌对阵营中的卧底“暗桩”无需再出场。原著由谜题驱动的新本格推理，已经在舞台上转变为情感驱动的社会派推理，这更符合音乐剧追求激情的核心特质。
还有主角在紧张忙碌间隙的数次“蹦迪”群舞，直接营造出热烈氛围，既调节了观剧节奏，也让观众不至于过于疲惫，同时用现代肢体语言解构历史场景，以狂欢化的表象暗示危机逼近的荒诞感，将历史悬疑转化为对社会集体心理的观察。
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能够成功转向社会派推理，首先得益于原著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社会学价值，即使作为社会小说也堪称优秀。“可让我真觉得活着有意思的，就是长安城里，再普通不过的这些人”，这一主题在舞台上通过群体形象塑造和场景铺陈得以体现，将个体命运与城市命运紧密相连。剧中特别设定的承担歌队功能的“多功能人”，象征着各种平凡人物，在长安的舞台上，他们虽然无法像主角那样直接影响剧情发展，但正是因为他们，“张小敬才发愿：‘我想守护的是这样的长安，我想守护的是脆弱的平凡。’”结尾处，全体守护者与被守护者共同高唱《守护》，以故事探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
角色多元且丰富
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简化还体现在女性角色只留下闻染和檀棋，并赋予她们独立的成长轨迹。女一号闻染经历了从被守护者到与男主双向奔赴，再到承担关键任务，最终牺牲自己保护他人，完成了成长之旅。
檀棋的角色融合了原著中另一破案助手姚汝能的功能。她与张小敬相识后，因被其人格所打动，在他陷入危险时不惜独自承担责任，冒险进入地下王国营救爱人。一曲动人的彝语《牧护歌》揭示了她的身世背景，之前的矜持骄傲和复杂立场变得合情合理。
尽管马伯庸在描写女性角色方面有所欠缺，但在音乐剧舞台上，闻染化身许鹤子“挟天子以赦死囚”，传统社会中权力游戏原本是男性的领域，如今她们也可以成为主动出击的一方。这种对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增加了独立且宝贵的女性视角。
相较于原著和电视剧，音乐剧唯一的加法是加入了“说书人”一角。他以一首秦腔《正月十五夜》迅速将全场带入“长安十二时辰”的时间框架。随着剧情推进，说书人每次出现都会用陕西话报一次时，渲染紧张而期待的氛围。这位说书人不仅是时间播报员或类似《巴黎圣母院》中的游吟诗人，有时还会扮演圣人、酷吏吉温等角色，以京剧丑行功架道出人间清醒的盛世危言。最后，说书人与法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洛朗·班饰演的地下国主葛老一起，以旁观者的视角演唱《凤凰台》，为全剧画上句号。
与说书人的多样角色形成对比的是右相李林甫和太子之师贺知章由同一演员扮演，只需更换服装，身形、音色、气质等几无差别。这不仅体现了庙堂之上“只有立场之分，并无正邪之别”的写照，也暗示了双雄化险为夷、太子坐收渔利的结局。然而，对于习惯了表达方式强烈直接的音乐剧观众来说，这种方式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和思想准备来适应。
多元混搭重现盛唐辉煌
让观众感受到长安城的命运与时间流逝紧密相关的，还有舞台中央的巨型日晷投影，将抽象的时间转化为直观的视觉语言。每幕转场时指针移动配合灯光变化，从暖黄渐变为冷蓝，以颜色渲染倒计时的紧张感，以及权力更迭与个体命运的无常。
马伯庸笔下的长安坊市格局做到了“一坊一格”的精准描绘。音乐剧常常将《长安舆图》中的一百零八坊投影在舞台中央，演员走位与道具排布如同横平竖直的棋盘格一般规整舒适。舞美的核心是常规的可旋转多层结构装置，展示了望楼、坊市、地下城等场景，再现了原著中长安的核心意象——既是国际大都市，又是充满危机与生机的巨型棋局。灯光矩阵模拟望楼传信系统，具象化了原著中的信息传递逻辑，同时加强了紧迫感；灯笼悬挂流动或由演员手持，展现了上元灯如昼的景象，同时也传达了繁华表象下的脆弱真实。
音乐剧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迅速兴起，从起初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到今日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正是因为其可以突破话剧、歌剧等的限制，载歌载舞且能承载多元文化艺术而不显违和。无论是阳春白雪，《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上元灯宴舞》，连同宽袍长裾皆为汉唐长安正宗；还是下里巴人，狼卫与不良人以街舞斗狠，地下城里的逸民以同样元素表达自由。
“长安人之声”是跨越时空的各种语言交汇的声音。考虑到罗马与长安早有交通往来，因此来自曾经的罗马行省高卢、能说中文的葛老一角，原则上并未违背历史逻辑。本剧的音乐是一场风格实验：主要旋律基于唐乐调式，融入电子合成器的脉冲节奏，既还原了盛唐气象，又迎合了当代音乐剧主流受众的听觉审美。至于几处“尖峰时刻”，弦乐与打击乐的急促交错，通过不和谐音程制造千钧一发的紧张感。
正如我们在保留唐韵的日本音乐中所听到的，受西域元素影响的唐代古乐包含大量小调和半音，这与后世以大调为主的宋词元曲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解释了为何《长安十二时辰》集合了一批国内音乐剧的实力派演员，但在首演中仍会出现音准偏差的现象。
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并非简单地复制珠玉在先的原著和影视剧，而是以历史IP的当代转型实验之姿，为中文原创音乐剧创作提供了新的范例。当洛朗·班领衔的谢幕返场在“一二三，这就是人生”的歌声中落幕，巨大的《长安舆图》投影逐渐消失不见，“十二时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多重媒介中持续展现出其生命力。
摄影/夏捷 吕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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