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电影在电影的世界里，商业利益的追求始终是片商和影院的主要目标。任何脱离这个核心话题的讨论虽然可以存在，但不应成为唯一的焦点。
作者 | 风影
编辑｜流云
排版 | 星辰
2025年初，由著名导演霍猛执导并编剧的影片《生息之地》荣获了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并成功入围了金熊奖主竞赛单元（另一部入围的国产文艺作品为《想飞的女孩》）。这再次引发了关于“文艺片”的讨论——
国产文艺片是否能够在未来的电影市场中吸引观众？
这一问题十分复杂。
不论何种类型的电影，若想吸引观众，必须依赖于当前的市场环境。那些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是好电影，甚至有可能在一个特定档期内成为爆款。
然而，让一部文艺片成为爆款极具挑战性，因为爆款的基础在于广泛的受众群体以及与大众主流价值观的契合度，同时还要能够唤起公众的集体记忆。“受众面广”这一点就足以将大多数文艺片排除在外。
尤其是对于院线来说，他们对文艺片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看重奖项或主演阵容，只关注营销推广效果及首轮场次的上座率。不过，这种态度也适用于商业片。此外，“文艺片”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
究竟什么是“文艺片”？
文艺青年眼中的“文艺片”是指适合小众审美、注重镜头语言和画面美学的生活片、爱情片或其他剧情片。
普通青年则认为“文艺片”指的是叫好不叫座、没有明星加持、题材冷门的电影。
而所谓的“二逼青年”可能把“文艺片”理解为评分高且影评难懂的一类电影。
因此，许多片方（包括导演）在影片宣传时尽量避免使用“文艺片”这一标签，担心观众乃至影院会将其与“烂片”联系在一起，影响排片。
事实上，这也反映了部分创作者对自己作品缺乏自信的态度。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片，国内很多影视作品在营销过程中都有类似情况。真正重要的反馈是市场对文艺片的接受程度——
观众能否理解和共情一部电影？是否愿意为此买单？
这个问题涉及众多方面，这里仅讨论目前文艺片所面临的市场环境。
01
小众市场
有位从事发行的朋友建议我不要写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数据并不乐观。确实，文艺片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占比和实际收入相对较低。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2024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25.02亿元，其中文艺片贡献了39.8亿元，占总票房的6.3%，较2023年的5.1%有所增长。
这一成绩主要归功于像《草木人间》这样的文艺片口碑发酵，带动了票房突破一亿。此外，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逐年扩大覆盖范围，吸引了更多文艺片固定观众，其受众也在稳步增长。
从档期分布上看，文艺片多集中在非热门时段上映，避开与商业大片的竞争。但票房依然呈现出地域差异，一线城市票房占比超过60%，三、四线城市不足15%，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精神文化消费的影响。
口碑发酵是文艺片突破圈层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同档期内其他类型电影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票房逆袭的现象。
例如去年12月14日上映的香港电影《破·地狱》，凭借跨地域叙事、亲情关系及生死主题探讨，加上主演们打破既有印象的表演，赢得了大量自发宣传，最终在内地收获2.1亿票房。
这类电影虽然被定义为“文艺片”，但在分类上属于“剧情”类别，不包含科幻、喜剧等商业元素。
因此，我的朋友提到的“文艺片”在他的认知中几乎就是前述定义下的文艺片，也是影院避之不及的对象：
它们缺少商业吸引力，依靠小众传播，通常通过电影节公映后的奖项效应及上映后口碑扩散来推动票房。
类似于《生息之地》的还有台湾导演杨德昌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一》，讲述家庭成员不同年龄段的成长故事。
02
古今对比
回到如何让文艺片吸引更多观众的问题上。
简单来看，这涉及到文艺片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市场氛围及观众偏好。
片方（包括导演）面对市场需求时有不同的诉求，有的只是为了收回成本，有的重在表达自我，还有的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梦想。如果电影能在市场上取得票房成功，那自然值得大书特书。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见。通过全年票房数据可以看出，“奖项”与电影票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最终还是要看观众的喜好。
如果缺乏商业元素的支持，很难吸引观众。比如《美姐》在某些地方因仅有两名观众购票导致当天场次被取消，《北方一片苍茫》也有类似遭遇。
院线（艺联除外）基于电影排片的逻辑很简单：
一是在遵循统一排片指导的基础上，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自由安排。
二是根据影片市场营销热度及观众口碑调整场次。
三是商业元素是排片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北京为例，一位位于朝阳区CBD商圈的影院经理强调了单场次对影院日常运营成本的影响：
“为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安排场次，损失的是影院本身。除非有观影团保证基本盈利，否则对于明显缺乏市场热度的电影，大家都不会太积极。”
他还特别指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片”特质：
“有些电影不具备普罗大众的审美趣味，更适合私人影院或居家观看。将它们放在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院内上映本身就是个错误。”
包括在一些权威平台上对电影的评分，也会被影院经理纳入具体排片考量。
“无论什么类型的电影，我们主要关注热议话题和真实的观影反馈。观众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宣发营销手段。”
作为文艺片最后的阵地，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在这里，文艺片找到了相对集中的买方。即便如此，艺联在考虑排片时也会综合评估影片质量、主题及片方需求，并不是所有文艺片都能在此获得成功。
它同样揭示了文艺片面临的一个难题：
独立制作的文艺片营销成本相较于商业片或投资较大的文艺片要低得多，中小体量文艺片的宣发预算通常不超过5%-12%，超过这一比例意味着更高的市场风险。除非片方具备强大的商业运作能力和市场信心，否则大部分资源会被集中投放到一线城市的几个关键区域，三、四线城市由于观影倾向和其他原因只能被忽略。
在营销层面，绝大多数观众依然倾向于选择热度较高的电影，对于小众题材或内容晦涩难懂的文艺片兴趣不大。
除去成本因素外，这些固有印象和观影“避险”心理也需要部分文艺片创作者承担一定责任。
03
雅俗共赏
长久以来，一些文艺片爱好者及创作者对市场诉求和氛围的忽视（国内外皆然）导致了文艺片（狭义）曲高和寡的局面。
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益是片商和影院的主要目标，偏离这一目标的创作或许有其价值，但不应成为唯一的话题。
以好莱坞为例，商业片一直是支柱，一部《阿凡达》的商业价值可能相当于一百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爱乐之城》，这也是全球向好莱坞学习商业模式的原因，而非模仿欧洲同行热衷于拍摄文艺片。
至于评分高低，则几乎没有意义。以《阿凡达》为例，几乎所有文艺片爱好者都对这类商业大片不屑一顾，但它创造的商业价值和视觉革命却改变了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银幕格局——
迎合大众需求，放弃小众偏好。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开发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提升，影像艺术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再稍微扩展一下：
许多商业片也开始在保持通俗易懂的同时融入艺术化表达。例如，邀请知名演员参与演出或担任主演的小众题材电影，通过增加商业元素激发观众的观影欲望。
简单、直接、新鲜、刺激，再加上一些能够触动观众情感的细节，商业片也能在艺术领域达到完美效果。
比如《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虽然是喜剧片，但它们融合了文艺元素，没有一味追求商业化叙事。当然，由于票房成功，这些电影也受到了一些批评。相比之下，“纯粹”的文艺片更注重结构和形式，这对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无论多年后是否会成为经典，在当下，走进影院观看一部需要动脑筋思考的电影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这方面，许鞍华和侯孝贤是特别坚持的人：
许鞍华继《天水围的日与夜》之后，再度用文艺片的形式讲述了香港市民生活的故事，即《桃姐》（2012年），但寻找投资异常困难，最后刘德华出资支持才得以完成。
《刺客聂隐娘》（2015年）尽管标榜为古装武侠片，但其实拍摄手法和表现方式都非常文艺，开场几分钟的空镜曾引发争议。侯孝贤也曾透露，拍摄期间资金经常短缺，演员多次更换，最终勉强完成。
这些电影都不符合市场成功的标准，即资方的热情和观众的喜爱。
到了2016年，为了电影《百鸟朝凤》（类型：文艺、剧情），制片人方励甚至下跪恳请影院增加排片，当年成为热点话题。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1207.5万美元票房。
很难说这个票房成果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对于文艺片而言，这是一个奇迹。
回顾现今的文艺片市场状况，尽管市场份额增长缓慢，但至少仍在增长，观影人群也显示出年轻化的趋势。因此，面对整个电影市场，应该持有客观、勇敢的态度，而不是陷入“文艺俱乐部”中营造的小众审美氛围。
当然，“三类青年”对“文艺片”的评价印象在未来仍将是普遍现象。这种看法短期内难以改变，也许也不需要改变。
市场需要文艺片作为补充，但“雅俗之争”无需变成彼此对立、互相嘲笑的矛盾。既然已有文艺片成为爆款，大家只需从中学习、理解并继续支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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